萧山跨湖桥遗址的发掘证实了早在8000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，距今5000年前的余杭良渚文化被誉为“文明的曙光”。杭州在周朝以前，属“扬州之域”。传说在夏禹治水时，全国分为九州，长江以南的广阔地域均泛称扬州。公元前21世纪，夏禹南巡，大会诸侯于会稽（今绍兴），曾乘舟航行经过这里，并舍其杭（“杭”是方舟）于此，故名“余杭”。一说，禹至此造舟以渡，越人称此地为“禹杭”，其后，口语相传，讹“禹”为“余”，乃名“余杭”。春秋时，吴越两国争霸，杭州先属越，后属吴，越灭吴后，复属越。战国时，楚灭越国，杭州又归入楚。

 

秦统一六国后，在灵隐山麓设县治，称钱唐，属会稽郡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记载：“三十七年十月癸丑，始皇出游……过丹阳，至钱唐，临浙江，水波恶……”这是史籍最早记载“钱唐”之名。当时还是随江潮出没的海滩，西湖尚未形成。

 

西汉承秦制，杭州仍称钱唐。新莽时一度改钱唐为泉亭县；到了东汉，复置钱唐县，属吴郡。这时杭州农田水利兴修初具规模，并从宝石山至万松岭修筑了第一条海塘，西湖开始与海隔断，成为内湖。汉书地理志记载:钱唐,西部都尉治。武林山,武林水所出,东入海,行八百三十里,莽曰泉亭。

 

三国、两晋、杭州属吴郡，归古扬州。东晋咸和元年（326年），印度佛教徒慧理在飞来峰下建了灵隐寺，是西湖最古的丛林建筑。梁太清三年（549年），侯景升钱唐县为临江郡。陈祯明元年（587年），又置钱唐郡，辖钱唐、于潜、富阳、新城、桐庐，属吴州。

 

隋王朝建立后，于开皇九年（589年）废郡为州，“杭州”之名第一次出现。并桐庐入钱唐县，下辖钱唐、余杭、富阳、盐官、于潜、武康六县。州治初在余杭，次年迁钱唐。开皇十一年，在凤凰山依山筑城，“周三十六里九十步”，这是最早的杭州城。大业三年（607年），改置为余杭郡。六年，杨素凿通江南运河，从江苏镇江起，经苏州、嘉兴等地而达杭州，全长400多公里，自此，拱宸桥成为大运河的起讫点。杭州一跃而“咽喉吴越，势雄江海”，确立起了它在整个钱塘江下游地区的交通枢纽地位。“水牵卉服，陆控山夷”。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，促进了杭州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。这时的余杭郡有户15380，杭州户口统计由此开始。

 

唐代，置杭州郡，旋改余杭郡，治所在钱唐。因避国号讳，于武德四年（621年）改“钱唐”为“钱塘”。太宗时属江南道，天宝元年（742年）复名余杭郡，属江南东道。乾元元年（758年）又改为杭州，归浙江西道节度，州治一度在钱塘，辖钱塘、盐官、富阳、新城、余杭、临安、于潜、唐山八县。到了唐代后期，杭州已是一副“骈樯二十里，开肆三万室”的兴旺景象。每年朝廷从杭州所收商税高达50万缗，几乎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%。在元和八年（812年）中央政府任命卢元辅为杭州刺史的制文中已经出现了“江南列郡，余杭为大”的赞誉。

 

五代十国时期，吴越国偏安东南，建都于杭州。当时的杭州，治在钱塘，辖钱塘、钱江、盐官、余杭、富春、桐庐、于潜、新登、横山、武康十县。。在吴越三代、五帝共85年的统治下，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开拓建设，杭州发展成为全国经济繁荣和文化荟萃之地。欧阳修在《有美堂记》里有这样的描述：“钱塘自五代时，不烦干戈，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。十余万家，环以湖山，左右映带，而闽海商贾，风帆浪泊，出入于烟涛杳霭之间，可谓盛矣！”吴越王钱镠在杭州凤凰山筑了“子城”，内建宫殿，作为国治，又在外围筑了“罗城”，周围70里，作为防御。据《吴越备史》记载，这个都城，西起秦望山，沿钱塘江至江干，濒钱塘湖（西湖）到宝石山，东北面到艮山门。以形似腰鼓，故又有“腰鼓城”之称。

 

吴越王重视兴修水利，引西湖水输入城内运河；在钱塘江沿岸，采用“石囤木桩法”修筑百余里的护岸海塘；还在钱塘江沿岸兴建龙山、浙江二闸，阻止咸水倒灌，减轻潮患，扩大平陆。

 

动用民工凿平江中的石滩，使航道畅通，促进了与沿海各地的水上交通。